乐鱼(中国)leyu体育官方网站读“地书”的人

　　乐鱼(中国)leyu体育官方网站读“地书”的人选择这个专业，高星完全是被动的。他从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，中文系自然是第一选择。然而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偏偏学了考古，而且钻研了42年。

　　高星正在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，研究“中国地区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”，涉及中华民族的本源问题。

　　在2023年的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上，他以考古学家、古人类学家的身份，为同学们介绍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，“我们和祖先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每次想到这里，我都会非常自豪”。

　　高星的老家在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乡的一个小山村。他从小就爱读书，成绩一直很好，作文更是强项。怀揣着强烈的文学梦，他的高考第一志愿报了北大中文系。

　　但高星不知道的是，由于考古属于冷门专业，国家为了扶持招生困难的学科，特批考古专业在服从分配的学生里有优先挑选的权利。

　　那时，他对考古的理解就是“挖墓”，心想：“其他专业都是往前看，能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，考古却是向后看，学出来有什么用呢？！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高星还是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习惯乐鱼(中国)leyu体育官方网站，勤奋刻苦地学习，即使不那么感兴趣，他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

　　在听课、听讲座、阅读的过程中，高星逐渐觉得考古也没那么无聊。由于成绩好，他还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，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文学梦，旁听了几门中文系的课程，想着等考研究生的时候再换专业。

　　1983年秋季，大学三年级的高星第一次参加田野实习，和全班同学一起去了位于山东长岛县的北庄遗址。

　　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史前聚落遗址，当时刚被发现不久，后来展出的一些文物正是高星和同学们发掘出来的。

　　他至今记得，有一天自己在探方（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） 里发现了一块扁平的大石头，觉得很普通，就随手搬到了探方边上。

　　当时，带队的北大教师严文明先生正好在巡视，看到这块被遗弃的石头，便对高星说：“你想一想，这么大的石头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土壤细腻的黏土地层里呢？你觉得它跟人类活动没有关系吗？”

　　“那一次，严先生的批评和警示给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。直到现在，我也经常教育我的学生，看地层时要严谨，多思考遗址里的东西为什么在这里出现，是不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系。”高星说。

　　到了大四，高星参加了第二次田野实习，对考古的兴趣进一步加深。临近毕业，他再一次面对专业的选择。这一次，他下定决心，继续攻读考古专业的研究生。

　　1985年，高星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古脊椎所）读硕士，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，毕业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乐鱼(中国)leyu体育官方网站。

　　高星负责接待部分外国学者，并带他们到中国西部的一些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察，这让他进一步体会到东西方学术思维的差异。

　　“国内侧重研究器物本身的形态、类型等，西方学者则是通过器物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活动，比如我们是怎么变成直立的，石器的类型与形态表达了制作者怎样的思想。”

　　德国学者听后，让高星找来一个土豆、一把削铅笔的小刀，用削土豆的方式解释了古人类的技术，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行为。

　　1992年，高星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，第二年转为留学生身份。1999年底，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，并顺势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，2000年5月回国。

　　之后，高星在研究所开辟了动物考古学、微痕分析、残留物分析等学科领域，将西方前沿理念、技术与中国考古学相结合，引领了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。

　　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达几千年，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可以与史籍相互印证。而旧石器时代从距今300多万年前开始，到距今1万年左右为止，没有任何文字记录，在很多人看来，研究难度太大。

　　“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基础，也是最漫长的阶段，占据整个人类历史99%的时间。正因为没有文字记录，才给了我们更多发掘、研究、阐释的空间。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世界，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悬疑感，有想象和阐释的空间，可以讲述很多故事，非常有吸引力。”高星说。

　　他经常打一个比方：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，当零点钟声敲响时，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，狩猎采集、制作工具、学会用火、迁徙移动；当这一天快结束时，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，才进入定居模式。

　　因此，旧石器时代涉及人类共同的根基乐鱼(中国)leyu体育官方网站，具有高度的国际性，每当有古人类化石或文化遗存被发现，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加以关注。

　　但同时，这个领域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研究材料，即使发掘出一些实物，也大多是支离破碎的，很难找到完整的证据链。

　　“旧石器时古就像是对远古时代的‘刑侦’。破案需要找到各种证据，比如血液、脚印、作案工具等，我们也是探寻古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，然后把所有材料拼在一起，复原当时的生产生活图景。”高星说。

　　这个过程很像拼图游戏。但古人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被发现的机会少之又少，还会被各种因素不断扰动、破坏，想拼凑完整极其困难。

　　比如，用显微镜观察一些石器上的微痕，能知道这种石器是用来砍树的还是肢解动物的，它切的肉是新鲜的还是风干的、冷冻的；如果能从石器上提取到动物血液、毛发、脂肪或植物淀粉等残留物，就可以知道古人类获取过哪些资源、吃过什么食物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一些新近发展出来的先进科技手段，比如遗传学分析，能从骨骼甚至地层土壤里提取古人类或古动物的DNA。这些信息对于破译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谜团非常重要，就像是“芝麻开门”的密语。

　　“旧石器时古像是在读一部‘地书’，它深藏地下，层层叠叠的地层就是一张张纸张、书页，各种遗物和遗迹就是记录历史的文字，考古学家负责将它们挖掘出来、辨识出来，写成大众认识的文字，把地书变成一部真正的史书。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。”高星说。

　　2003年至2022年，他带领由古脊椎所和宁夏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，并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，对水洞沟遗址第1、2、7、8、9、12地点开展了发掘与研究。其间有很多意外收获和惊喜。

　　考古队员敏锐地感觉到这条带非同寻常，马上前去查看，结果发现里面含有古人类遗留的大量用火灰烬、石器和动物碎骨。

　　团队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，与砖厂铲土机展开了时间赛跑，抢救出一批珍贵的文化遗存和科学信息，证明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生活遗址，距今1.2万—1.1万年。

　　这是该类工具在中国首次被发现。由此可知，当时人类已经拥有了织网技术，可以借此捕鱼、捉鸟，猎捕野兔和羚羊等快速奔跑的小型动物。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也印证了这个结论。

　　另一项意外成果来自遗址里一些看似普通的石头。它们没有加工痕迹，但大小和岩性好像经过了选择，上面还有一些裂纹。

　　团队经过研究，得到一个重大发现——这些石块被古人类挑选出来，烧热后放到水里，用来把水烧开或把水中的食物煮熟。

　　高星介绍，这种烹饪方法叫做“石煮法”，今天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偶有沿用，但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第一次发现，在国外的旧石器时代材料中也罕见。

　　青藏高原一直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，因为这里有许多未解之谜，比如人类是何时到青藏高原生活的？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、动植物资源稀少的极端环境？

　　这处遗址位于藏北羌塘地区，海拔4600米左右，时间距今4万年—3万年，是目前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。而发现这处遗址的过程同样是个“意外”。

　　这里位于色林错湖岸，科考队员在此探查时，突然发现地表有大量石制品，很多是长条形的，上面留有清晰的人工打制痕迹，学术界称之为石叶。石叶技术出现时间距今5万—4万年，是早期现代人的一个标志性技术。

　　这是一项重大突破——以前在高原上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，都分布在地表，没有原生地层，无从判断其时代和文化属性。

　　尼阿底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的地层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，证明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，先民已经踏足世界屋脊。

　　2016年夏，团队正式发掘这处遗址，先后出土了4000余件石制品，都是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工具。

　　2018年11月，美国《科学》杂志在线发表了高星团队的论文，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，人类踏足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因此被提前到4万年前。

　　由于古人类遗址通常分布在偏远的地方，高星带队在野外科考时经常跋山涉水，“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”，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车，还必须组成车队，一旦有车抛锚，彼此能及时救助。

　　在考察期间，有一次团队开着两辆车回大本营，因为天黑看不清路，其中一辆车栽进了沟里，司机和坐在副驾位置的队员严重受伤、失去知觉，坐在后排的两人也受了伤。

　　高星当时在北京，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，由于当地人烟稀少、交通不便，只能打电话给队员，鼓励、指导他们自救。

　　“那里连一辆过路车都没有。后排队员一开始想到附近去找人，没有找到，只好忍着伤痛，先把受重伤的同事小心地从车里移出来，等另一辆车返回接人，再送到日喀则的医院救治。”高星回忆道，“受重伤的同事做了手术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，但保住了生命。”

　　高星患有高血压，刚去青藏高原时整天头痛、睡不着觉，走路像是脚踩棉花。后来他靠强制睡眠、逐渐适应了。

　　尼阿底遗址附近连一棵树都没有，氧气极其稀薄；当地条件艰困，村民和考古队员要到远处的一口井里打水、担水，维持生活。

　　最大的问题是住宿，队员们只能栖身在村部的两间破旧平房中，其中一小间作为女生宿舍，散发着以前储存风干腊肉留下的特殊味道。

　　即使是盛夏时节，附近的山上也白雪皑皑。晚上冷风呼啸，有时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，队员只能蜷缩在睡袋里，靠自身热量熬过漫漫长夜。

　　还有用电问题。当时村里电力不足，停电是家常便饭。考古队只能依靠一部破旧的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。结束了一天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，要轮流用拉绳子的方式把发电机打着火，才有光亮，才能吃上一口热饭。

　　“前前后后，我们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考察、发掘了10余年，有几个队员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，无法适应，不得不撤下来，但更多人坚持下来了，并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，尼阿底只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些成果使我们觉得付出是值得的，科学研究是崇高而伟大的。”高星说。

　　现在，高星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大约1/3，其余时间要么在野外科考，要么在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。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，科考时的交通、通信、后勤都得到了保障。

　　近几年团队在阿里地区工作时，虽然海拔也很高，但制氧机等配备都跟上了，住宿在县城宾馆，工作条件比之前大为改善。

　　高星坦言，不甘心做一个“考古匠”——那样只会野外发掘、简单整理材料、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报告、混一辈子。

　　他对学生也是同样的要求：要努力从材料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，对人类的起源演化、技术文化发展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，立足远古遗存，创造文化产品，成为行业佼佼者，“希望学生们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一代一代把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得更大更强”。